再说许霆案

   ——从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谈话中看到的信息

前几天看到一次有关许霆案的报道，思忖三天，愈感不吐不快。

3月11日《新京报》（A07版）的标题吸引着很多人：“许霆案一审量刑过重——最高院副院长姜兴长透露案件重审结果最早月底前公布”。在今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许霆案，认为许霆案定性为定罪判刑是应该的，但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显然不符合，其个人比较赞成《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处理方案，并透露该案结果最早3月底知晓。

读罢该报道，首先给我的信息是该案最高法院已经关注甚至介入；其次，作为最高法院分管刑事审判的院领导，姜副院长的表态恐怕并非个人意见，最高院在两会期间给该案的定性定调（即使个人又有何妨？），即使该案目前一审尚未结束，结论也相当明确了：盗窃罪，但不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的盗窃罪，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罪，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然后再根据刑法63条第2款的特殊程序，在3以上10年以上确定刑期（具体刑期的预测甚无意义），以期最终判决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之所思忖再三，因为我个人觉得作为最高法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在该案尚处于审判阶段做出上述关于定罪量刑的看法似乎有些不妥。作为学者、作为网民、作为社会普通公众，当然对此案可以发表各方意见，承办法官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但作为法官尤其是上级法院的法官、领导，此番评论恐怕足以影响承办法院和法官独立作出裁判，虽然该案特殊——走63条的特殊程序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当然要表态和做出决定，但《法官行为规范》还是要遵循的，该规范第83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法官）在接受采访时，……不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在西方国家，人们鲜见法官接受媒体的采访，尤其是谈及审判中的案件。法官慎言独行，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审判独立、司法中立的应有之义。我国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为指导关系而非领导关系，法院为何有级别？在于审级之需要！法官的上级只是法律！此案最终虽然可能需要动用63条特殊的法外减轻处罚程序，从而由最高院决定是否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以及具体刑种刑期，但如何定性、是否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的盗窃罪，具体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完全有独立的裁判权。

最后，我想务必说明的是：许霆案在接受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审理之后，依照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法院仍然有可能作出令部分公民难以满意的判决，形式正义与实质可能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仍有可能不那么统一。那么，面对“许霆案”这类新型案件，屹立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法院应当如何面对、寻求解决之道，维护司法权威？公民又应当如何看待法院即将作出的判决？发生在1995年的美国、被媒体称为“世纪大审判”的辛普森案或许能带给期盼法治的中国人某些启发：“今天正义受到了践踏，人权受到了践踏，但是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是辛普森案被害人家属在获悉刑事判决辛普森无罪的结果后对媒体所说的话。2000年美国第43届总统选举纠纷案的判决也能给我们类似的思考：当年，布什和戈尔两位总统候选人为总统宝座的最终归属展开了诉讼大战，最后，联邦最高法院载决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允许在该州进行重新人工计票的判决违反了联邦宪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布什当选总统。戈尔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指出，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应该是不容置疑”，“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决定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