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灾难面前，往往最容易考验人的良心。经受灾难的人，虽然此时都在克服脆弱，坚强不屈，但往往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哪怕是“说者无意”，也会伤害到灾区人民的感情。去年淮河洪涝灾害时，央视名嘴海霞在其主播的专题节目中，形容受灾群众“带着过年的心情”，一时陷入“解说门”，网民纷纷指责她伤害了安徽王家坝灾区人民的感情；这次汶川大地震，万科集团在震灾当天决定以总部名义向灾区人民捐献200万元，老总王石的一句“捐200万元负担太重”，并向记者表示自己个人的捐款一定达到公司规定的10元上限，也招致了网友炮轰，纷纷指责王总的言论是对灾区人民的侮辱。

    海霞的“解说门”，无非是宣传基调惹的祸，在倡导主旋律的宣传思想指导下，无论经受多大灾害，灾民的心情总是舒畅的，至少是“情绪非常稳定”，因而“解说门”似乎也算不上对灾区人民的不可原谅的恶意攻击；王石的“捐款门”，尽管与其领衔的作为2007年度中国企业“最佳社会责任奖”的企业身份不太相符，但也至少参与了捐助活动，并在公开道歉之后表示追捐1亿元用于灾区重建，因而一时的风波或许会暂告一段，“当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然而，在举国哀悼之日，有人却公然侮辱灾区人民，就真叫人觉得不仅是心寒了。来自华商网的消息，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之际，5月21日上午，网络上的一个视频瞬间激起网民们的愤怒，该视频中一辽宁女子因哀悼日娱乐活动停止而不能玩网络游戏，让她空虚难耐，于是辱骂四川地震灾民长达5分钟，还骂的津津有味，说什么“身子的一半都埋在地下了，为什么还要救人，干脆死在里面好了”之类的刺耳污语。据了解，该女子已被沈阳警方抓获。目前，该网站已有30多万人的留言评论和公开谴责。

    无独有偶，法律博客博友水上孤舟先生撰文《天良何以丧尽》，讲述了其亲眼目睹的一幕令人愤慨的故事。话说就在昨天早上，当他去书报亭买报时，一个上海老年男性，来买报纸看到所有报纸标题都是黑框，不满地唠叨：怎么报纸搞成这样了！卖报纸人向他解释国家哀悼日等原因，不料他很是不满地表示：“死掉些乡下人算什么”！卖报人和他理论，他竟然回答：“上海人不能死，乡下人无所谓”！卖报妇女极度气愤，当场表示不愿卖报给他报纸，最后在路人指责下，那老头没趣地离开。

    该文作者水上孤舟先生，上世纪90年代当过8年检察官，目前一直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是我交往多年的好朋友、好兄长，为人坦率、正直，社会责任感强，在撰文之前，他就怀着愤怒的心情与我讲述了这个故事，以我对他的了解以及在上海多年的生活经历，我相信他的这一亲历行为，无条件地对此予以认可。

    我这个人，极不成熟，很容易“出离愤怒”。听到这个故事，我拍案而起，立刻将手中刚点上的一支香烟摔在了地上，一脚踩死！好友送我的新杯子，也被重重地在桌子上连拍三下，电脑显示器和鼠标都抖动了起来。我要无条件地谴责这个“上海人”！

    上海市曾提出要做“可爱的上海人”，几年的实践也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以我的有限观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绝大部分上海人都是可爱的，但这位非常有地理优越感与人格优越感的上海老男人，在举国深切哀悼之日，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反而还谴责报纸颜色变黑、辱骂乡下人该死，这简直不仅是“不可爱”，反而是无耻到极点了！表面看是“小事一桩”、“小菜一碟”，有些人可能还会谴责我“小题大作”，但当这种随意流露出来的一两句话发生在国家罕见的哀悼日又涉及到巨大的人格歧视与尊严挑战尤其是对几万名死者的尊严挑战时，由不得正直的人们不去“小题大作”。

    国务院作出了5月19日、20日、21日为全国哀悼日的决定，报纸颜色变黑，实属正常。不仅报纸颜色变黑了，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的页面和画面也都不约而同地变了颜色。这是哀悼日期间的一种形式自觉，也是国家和人民深切哀悼的内心表达。没想到，这一变化却激怒了这个上海老男人。按理说，报纸颜色变黑，并不妨碍读者阅读，也不会影响这位上海男人读报，除了个别字体及纸面着色有渲染性变化之外，就报纸内容的常规字号来说，没有发生有违阅读秩序的变化，至少字号没有缩小到老人不能阅读的地步。

    看来，这个上海老男人并不是在谴责报业，也不像是在指责国家。那么，他凭什么对报纸的颜色变化如此愤愤不平呢？甚至不无愤怒地发出“死掉些乡下人算什么”的质问？人们只能从其内心寻找辱骂的缘由。一个是骨子里长期堆积起来的地域歧视所产生的地理优越感，认为上海才是城市、上海人才是城里人，上海之外的其他地域都是“乡下”，上海人之外的其他人都是“乡下人”。诚如水上孤舟律师在其文章中所言，“那老头以‘正宗’上海人自居，骨子里根本瞧不起外地人，更不要说远在农村山区土里刨食的乡下人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上海老男人在地理优越感基础上形成的人格优越感，打心里就觉得上海人之人格贵重于外地人（乡下人），因而生命这一具有最高主体价值的具体人格，也自然会分成三六九等，形成一个固定的等级次序。

    如此一来，从地域上来说，地震重灾区处于远离上海的四川地区，轻灾区也没有上海，则当然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外地”，更属于镶嵌于这个上海老男人骨髓里的文化意义上的“乡下”；从人格上来说，灾区的灾民也就自然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外地人”以及文化意义上的“乡下人”。此时，如果谁有浓厚的地域歧视和人格歧视，很可能就会产生一股唯我独尊的排斥心理甚至幸灾乐祸的丑恶心态。水上孤舟律师笔下的那个“上海老头”，就是持有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他能够在马路的书报亭面对众人，发出“上海人不能死，死掉些乡下人算什么”的公然私愤，也就非常“顺理成章”了。

    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歧视了，简直是对异地灾民的一种仇恨。从其发自肺腑的这句话来看，他不仅对几万遇难同胞的死亡毫无同情之心，反而似乎让人读出其对死亡数量仍嫌过少的内心痛恨。这个上海老男人能在大庭广众下，旁若无人地侮辱灾民，毫不顾及路人对他的公开谴责，那么，我也有理由无条件地相信其在自己的私人空间，更会逍遥地张扬其幸灾乐祸的卑鄙心灵。

    面对地震灾难，人可以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但如果以作为的方式侮辱灾民、玷污灾区遇难同胞的生命价值，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冷漠心态的问题了，更是暴露了人性中的丑陋一面，以及人文关怀道德规范的极度缺失。

    人有言论自由，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任何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面对地震，面对国家不幸遭遇的这场灾难，我们不求十几亿人的心都要集中于一个焦点，更不求所有人的言论都要统一于一个声音。然而，言论的自由仅仅是言论的内容自由和表达方式自由，对于言论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的选择结果，却又有价值评判的可能，有时甚至会有评判的必要。因而，也就有了他人的评价性言论自由。当那个上海老男人如此丧心病狂地侮辱遇难同胞时，周围人的那些由衷谴责，就是一种评价性言论自由。

    显然，当被评价者的言论内容选择自由或者言论的表达方式自由带有价值观上的显著瑕疵时，他人的评价性言论自由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言论自由框架，而是同时符合了谴责行为的构成要件，形成了对因为表达不当言论而触犯了社会理性人所普遍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的人的谴责性道德制裁后果。人们对上海老男人的不当言论的谴责，就是这种道德制裁的方式体现。

    进一步作出似乎显得有点多余的分析，就这个上海老男人的个案来看，这种人文关怀道德规范的极度缺失，确实也反映了当前在部分人群中依然存在的地域歧视。我不清楚还有多少上海人摆出一副“贵族”身份，将外地人无条件地看作“乡下人”，但以我在上海生活多年的已有经历来看，说句心里话，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的，我所接触的上海人也没有许多人所说的那么令人讨厌。但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存在这么一部分人，仍然顽固不化地唯我独尊，对外地人的歧视一如既往。“上海人”这一以地域和城市为纽带缔造起来的专有名词，也就成了个别人表达对外地人歧视的有力工具。当然，并非所有的这类行为表征都可以用歧视加以诠释，有些人可能是对自己所谓“不体面”处境的一种有意为之的不满。但将自己所处的不良境遇借助于虚脱的地域优越感和人格优越感而迁怒于为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乡下人”，这仍不能算作一种健康心态。做的极端了，依旧不能原谅。

    这里又不得不提及外来人员对个别上海人原本就有的地域优越感和人格优越感的纵容和加剧。一般来说，地域优越感和人格优越感的形成，除了处于根本地位的主观原因促使其生成之外，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由于部分外地人从骨子里也将“上海”给本能地高贵化了，所以来到上海之后就似乎屈从于尚未绝迹但也早已逐步消减的排外文化，这样一来，无疑使那些原本就有排外观念和歧视意识的人为继续保持这种观念和意识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借口，从而使“海纳百川”的气量扩充工程和心胸扩容项目的进程趋于缓慢。

    我作为标准的外地人（山东省是我的来源地），也作为标准的乡下人（山区农村是我的出生地），虽然也是出于对上海的一种整体认可而基于长期生活之自主选择意志而来到这里生活多年，也从中学习到了上海的不少先进文明成果，但我打心里始终没有放弃与上海落后文化作长期斗争的努力。斗争的哲学依旧是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为轴心的。

    以上海话为例，上海人自然有说上海话的自由，就像我在山东有说山东话的自由一样，都应该得到他人的起码尊重。但当包括人际交易行为和人际交流行为在内的人际交际行为的发生必须以语言交流为要素时，人际交际各方出于交际之真诚目的以及对理想交际效果的共同追求，应当使用人际交际各方都能使用或者操作的交际语言。否则，交际行为无法向前推进一步，交际效果也就难以保证实现。所以，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所有与不只是能说上海话的人的交际行为，我都要努力寻求用双方都能听懂的实用语言作为表达交际内容的共同载体，如果对方无法满足我这一基于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的要求，我当然会立即无条件地选择终止交际行为。通俗的说，当谁用上海话用我交流或者交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该人使用了对我来说并不恰当的交际语言，但那是他/她的语言种类的选择自由，我无权加以干涉，不过，由于这样的交际语言实在无法使交际继续向前推进，因而我会主动作出“我不讲上海话”的有意提醒，更加礼貌一些时则在这句提醒前面加上一个引导性词汇“对不起”。此时，如果交际对方愿意继续交际，则会放弃其讲上海话的自由，改用上海普通话使交际行为继续；如果交际对方不愿意继续交际，那么，作为我来说，也只好干脆以放弃交际行为本身为代价而保护交际对方讲上海话的自由，同时也是捍卫我不讲上海话的自由。

    说的不客气一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对方能够接受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水平很高的先进文明。如果明知自己能够使用对方接受的语言种类，也明知自己执意使用的语言种类有可能导致对方无法与己交流，而依然不自觉选择语言种类的有效度的调整，这本身就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观，而不单纯是一句轻巧的语言运用自由即可简单阐释的。

    说的较真一些，我是不容许那些不只会讲上海话的人以上海话作为唯一交际媒介与我发生任何交际行为的。甚至在我刚来上海读书时，看到有老师在明知道听课学生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情况下，在课堂上依然进行着在他看来是多么洋洋得意的普通话和上海话轮番运用的“双语教学”，我就大胆建议老师使用国家提倡的通用语言，在课堂的口头讲授中就别再继续以行使语言种类的选择运用自由为借口去炫耀自己是上海人的地域优越身份或者尽管不是上海人但能会说上海话的语言优越身份了。八年以来，我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一近乎严正的交际立场。

    因而，我也不会去主动学说上海话，甚至我连试图能听懂上海话的努力都不去列入我的生活计划。因为第一，我相信只会讲上海话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一生也难以有什么机会与这样拥有以唯一语言种类作为交际媒介的人有什么交际行为发生；第二，也因为我在交际行为发生时拥有选择语言种类的天然自由，而这一自由必须要自觉捍卫的；第三，我认为学习上海话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我在具体交际行为中因为对方选择的语言种类不能被我认可而解除或者终止交际行为所引发的交际成本。

    可见，作为纯粹的、正宗的北方人，我尽管生活在无论是地理概念上还是文化概念上都属于南方的上海，但我依然是“入乡不随俗”，反而也在努力地传播北方的先进文明成果。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南北文化的交流，使北方先进文化和上海（南方）先进文化融合为文化最优组合状态，而且也有利于我对北方落后文化的淘汰和去除以及对上海落后文化的抵制和抗拒，包括对个别具有地域优越感和人格优越感的上海人的歧视性观念的抵制和抗拒。在这个意义上，我根本不会将自己看作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我骨子里是没有以“地域”作为评价指标对人之地域归属作出倾向性判断的存活因子的。因而，我也常常向我熟悉的周围人发出类似于“我是地球人”的人格哲学信号。

    不然，如果太多的外地人过于纵容个别上海人的排外观，甚至自己也忘记“老本”和“老根”而俨然作一副上海人的模样，那只能会使这种陈旧落后观念的生存能力人为延长。如果天再有什么不测风或者有测但不报的风云，那么，像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个上海老头一样的优越人物，还会痴心不改、涛声依旧，当看到大量遇难同胞的悲惨境遇时，没准儿还会说出“死掉些乡下人算什么”、“上海人不能死，乡下人无所谓”的惊人之语。因此，在汶川大地震博文创作的第四站，为了捍卫死难同胞的情感遗存，我又止不住沟壑难填的指控欲望，本能地向我的所有地球读者响亮地大吼一声：无条件地谴责这个“上海人”！

                      2008年5月22日下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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