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个女孩 发表于 2008-5-8 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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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 “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像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虽偶有附会，但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给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他的“换个角度看历史”，差点换掉了我的工作）。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地成了我的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评传》，收录在胡适全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笔者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知了般佯叫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的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 “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由得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全集》，时长痛短痛，嘘声振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后见于中共结束两个凡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的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共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已经在中国台湾实现）； □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五毒俱全）；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中国台湾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中国应该搞邦联制（…… ……）； ………… …………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 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 |
举世公认的文化巨星——胡适 （简介）
绩溪，古名华阳镇，唐大历元年(766年)置县， 隶属歙州。因境内的龙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回转屈曲并流，“离而复合， 有如绩焉”， 故而谓之绩溪。 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绩溪一直为徽州辖县，是徽州重要的组成部分。1987年黄山市成立后，它改属宣城地区管辖。绩溪现在虽不隶属黄山市，然而历史的文化脉络不会因行政区划的变更而中断，故而，谈徽州文化不能不说到与徽州有深厚历史渊源的绩溪；谈徽州历史上的名人，不能不说到绩溪的胡适。
胡适(1891年-1962年)，初名嗣 ，学名洪驿， 字适之。绩溪县上庄村人。胡适出身于官宦兼茶商之家，父亲胡传曾经担任过台湾的知州和统领。现存于绩溪上庄的胡适故居结构严谨、精致典雅，为胡适二哥绍之经手主造，三开间，前后进故居围有院墙，楼在院中，坐北朝南，通转式结构，前进是正厅，东西两间卧室各是厢房。大厅前和正厅上各悬挂着当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胡适故居”直、横两块金字牌、 匾。 正厅当中挂有胡适画像。1904年，胡适从故乡前往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和中国公学，接触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1910年往北京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一段求学生涯对胡适影响甚大。他回忆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1917年，胡适毕业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集中了一批从日本、欧美留学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胡适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年1月，他尚在美国时， 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1918年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他创作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的口号是胡适最先提出来的。他还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另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一生除获得一个正牌博士外，还获荣誉博士学位多达35个，这是中外罕见的。毛泽东同志1936年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过：“《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由此可见，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1954、1955年间，国内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以及他的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其在文化学术界的贡献也被一笔抹杀，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现在，历史给予了胡适公正的评价。
胡适是一位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新派知识分子。其思想是反时代潮流的，并奋笔疾书批判礼教，批判孝道，批判节烈观。而其婚姻上却是遵循封建礼教的。胡适幼时由母亲作主，与旌德县江村人江冬秀订婚。1917年，其母因儿子年龄已大，怕婚姻有变，特假病急电召回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胡适于这年冬返回绩溪县上庄村，当他得知事实真相后，未作任何反抗，遵循母命与江冬秀完婚，只是作了一副婚联“三十晚上大月亮，二十八岁老新郎”。其时在公历12月30日，农历正逢月半圆月之际。当时通行早婚,男女婚嫁多在20岁以内，而胡适时年已28岁,遂作此联自嘲。真可谓“提倡新文化的闯将，维护旧礼教的楷模”。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所睡的“月宫床”今尚陈列在胡适故居的西边卧室内。
胡适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矛盾的人。1919年他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杜威的点滴改良的实用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1920、1921年间，他进一步指责《新青年》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在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批评和抵制后，脱离《新青年》阵营，并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要求青年“独坐在图书馆里”，“救出你自己”，终于从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去。然而，1929年他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一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1933年初，曾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北平分盟主席，但旋即撰文强调维护政府权力，指责民权保障同盟，被同盟除名。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为抗日四处借款，巡回演说，终因劳累过度，致使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的对立面。1946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为国民党政府效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离开大陆去美国，支持雷震等人在台湾办《自由中国》，一方面反共，同时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1957年，出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他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
胡适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这幅对联本是胡适作了送给钱君陶先生的，如今由钱先生写了还给故居，真是太合适了。
胡适的错误已成为历史陈迹，可供后人鉴戒；胡适的学术成就，已融入民族文化遗产，价值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