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丈夫肖志军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北京朝阳医院没有为难产的李丽云进行手术，终致孕妇和胎儿都未能保存性命。这是近些天来为诸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一起事件。互联网上大都将此事称作“肖志军案”，并大谈肖的法律责任问题。这样的讨论有些太过冲动了。在唾沫横飞的论战中，依稀可见一种经过冷静分析得出的观点。时事评论家熊培云君在11月29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为什么每一方都输得这么惨》，文章越过众多的潜在责任主体，矛头直指当下的社会观念：“李丽云的死则让我们看到，一个只知道建设程序正义的社会，只会是一个畏首畏尾的势力社会，一个放逐良心与责任的标准化社会。”熊文掷地有声，但其立论前提却有些臆想的嫌疑。

按医院方的理解，在此种情形之下，必须要征得患者家属的签字方可实施手术，这是法律的规定。当然，实际也是院方向北京市卫生管理部门请示后得到的批示。如此看来，医院完全是在依照法定程序行事。于是，熊文便为其贴上了“程序正义”的标签。然而，在“合法”的外衣下面，医生治病救人的那颗良心却被法律蚕食殆尽了。因此，熊文进而抛出了令人吃惊不小的观点：“既然法律也不过是一个工具，作为发明这一工具的主人怎么可以为工具所奴役？”沿着兹事体合法的逻辑，得出了一个人们似曾相识却也曾贻害无穷的“法律工具论”，这样的启示有些大大的得不偿失了。这是何种的“程序正义”，又是哪家的“法律”呢？

有必要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掰开揉碎了说一说。该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这是“手术必须签字”规则的原始出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又对其进行了补充性的注释：“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可见，“手术必须签字”首先是为了保障患者方面的知情权，以作为证明患者知情的一种表面证据；其次在客观上，它又同时可以使得医院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和责任。但是，无疑前者应当是主要的立法目的，若是手术出现了问题，医院也不可拿一纸“签字”来推卸自己应有的责任。在此种背景之下，法律当然没有忘记去规定了“其他特殊情况”。因为，治病救人永远是医生职业伦理中的最高要义，法律当然不能置之于不顾。实际上，这样的立法基本是合乎国外通行做法的。在西方国家，为维护病人的知情权和治疗手段选择权，一般也需要在手术前取得病人方的签字。当然也有不需签字者如法国，也要求医生对患者有细致的人文关怀，手术前后都应对患者作包括风险说明的详尽解释。不过，在紧急状况下，签字等繁琐的程序完全可抛于脑后，积极抢救是医生的首要选择。如美国《医疗法：紧急施救手术法规》便规定：“医生有权在病人面临生命威胁，或有导致身体残疾的危险时，在未得到病人同意以及未得到任何其他人准许的情况下，对病人实施救治。”由此可见，我国立法的唯一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其他特殊情况”进行必要的例举性解释。

在本起事件当中，丈夫出于恐惧担责的心理拒绝签字，而妻子又不省人事生命垂危，难道此等情况还不够特殊么？朝阳医院的消极放任行为，不单单是放逐了“良心”，同时也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不知道如果放弃了医院程序合乎法律的立论依据，又如果不是被“孕妇死亡事件”彻底激怒的话，熊培云君还会不会持有“法律工具论”的观点。“法律是刀把子”、“法律是专政工具”的人治时代已经过去，硝烟散尽，我们不能重走“用得着便靠前，用不着便靠后”的法律功利主义老路。法律是治国的手段，但法律更加是治国的目的。当然，熊文中也隐约区分了制定法和自然法的概念。自然法可以促使制定法发展和完善，但若没有了制定法，自然法也就变得虚无缥缈，失去了意义。试想，人人都拿心目中最高的“自然正义”去对抗制定法，去对抗这种“工具”，还会有什么法律可言呢？虽然熊文批判了人们对于伯尔曼名言的“误读”，但我还是要将其作为对熊文误读的批判——“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对于“孕妇死亡事件”而言，上面的论说有些扯远了，但却也恰恰是因“事件”而引发的一些有益思考和商榷。回到这一事件，当人们哭着喊着要追究肖志军的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时，我们必须指出，骄气和娇气的人民医院，才是其中真正应当的主要矛头所向。

写于2007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