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学十年
张进德
年少时的我，设计过许多种未来的人生，却无一是现在的样子。曾经喜欢制作各式粗陋的兵器，憧憬着终有一天能够驰骋沙场；也曾经喜欢在夏日骄阳里拿玻璃球当凸透镜做一些小试验，并将其中的乐趣画满了本子；还曾经喜欢在乡下的风景里琢磨一些事情，写下了许多歪歪扭扭的诗句文字。当然，它们都与法律无关。然而，人生总是多变。做梦也不曾想过，这一刻自己会坐在远离故乡的江南的冬日里，回忆我的法学十年——自来沪习法距今恰恰十年有余。写下这些记忆，以兹纪念那些蹒跚远行的法学时光吧。
那一年夏天，那一场事件
与法律的结缘，必须要从大学前夕开始说起。
记得在上学之前，我就是喜欢数字游戏的，儿时还以在同龄孩童中数数最多引为自豪。（当然，在如今的婴幼儿教育中，不会再有哪家的孩子以单纯的数数作为智力开发的方式。）读书后，一直优异的数理化成绩让我很自然地在高中选择了理科。那是一个连老师们都在喊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我也刻意在追求一种数理化的单纯，甚至不认为知识渊博和能说会道是做人的一些良好的品质。排解高考复习压力的方式，是三五个男生趁着夜色到大操场上吼一些流行歌句，或者到乒乓球篮球场上去，从来不会是阅读几本课外的书籍。
于是，当时政治、历史的成绩现在想想连自己都不敢恭维，好在它们都不是高考科目。对于政史，没有多少的兴趣，自己的政史知识也是极度匮乏。有例为证。高考之前发生了一件国家大事，那便是香港回归祖国。那时的我，只知道香港是南中国的一个城市，被英国人殖民霸占了许多年，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搞不大清楚，此外也更加体会不到香港回归的伟大意义了。今天我对那一桩政治事件的印象，却只剩下了几个英国大兵在交接仪式上庄重而又滑稽的队列步法。不过，电视画面里那个小个子大人物的影像的狂轰滥炸，还是令我对政治有了懵懂的初体验。
就是在这样的混沌状态下，我的高考不期而至。高考科目只有五门，理科专业是语、数、外、理、化。论当时的发挥，可以说那是我高中阶段最好的一次考试，最后的成绩甚至有点超出了自己的预料，甚至还不经意间“创造了所在学校的历史”（在学校典礼上一位颁奖军官伏在我耳边的一句贺词）。即便如此，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在将来欲做数理工程师的宏大志愿。阴差阳错间，我的志愿却是选择了更偏重文科的法律专业。而那时对于法律的了解，还几乎就是空白。以例为证。人们得知我考上了法学院，会前来道贺说“现在公检法行业很吃香啊”，我甚至还不知他们在说什么，竟傻乎乎地将之与当时时事政治课中的热点新闻结合起来，还以为是“攻坚法”呢。无论如何，即便我不喜欢“高考改变命运”的说法，但必须承认，高考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和生活模式。1997年的初秋，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开始了南下习法的生活。
万航渡路1575号的诱惑
我的大学叫做华东政法学院，地处上海一条名字奇怪的马路——万航渡路1575号。这条路狭窄，曲折，却出奇的长。刚入学时为了排解孤独无聊，曾经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完了全程，蓦然发现它的尽头竟是那条承载了太多东西的著名的南京路。那时的华政，是一个幽静的去处，四周都是小马路和旧弄堂，校园里的树木比学生的数量还多。
一年级上学期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实在没有办法对那些课程感起兴趣来。唯一跟我钟爱的数理化挂点钩的可能就是一门逻辑学的课程，于是学会了旷课。（许多已经成名的法律人在介绍自己的求学生涯时，似乎都会有旷课的经历。在此我并无附庸风雅之意，并且也不认为这是件多么风雅的事情，现在自己站在一个大学教师的角度去看，学生旷课对老师而言并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同时也学会了泡图书馆，开始喜欢上了阅读。如今回头想想，现在这点仅有的文史知识，可能都是源自于那时的恶补。我的逆反心理也最终得到了报应。期末考试虽然顺利通过了，但大多数课程的成绩都是刚刚超出警戒线，于是平生第一次在班里的成绩排在了倒数。对这些分数倒没有十分重视，但这总归不是一种良好的体验，甚至平均分都达不到将来拿学位的要求。
大一下半年开设了民法的课程，自己也开始渐渐找到一点入门的感觉。但旷课的恶习还在继续。到图书馆找来各式各样的民法教材，渐渐喜欢上了用那些原理去分析生活里的各种现象，有时候逻辑上通不过，会念念叨叨地琢磨一个下午或者晚上。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的旧书区翻到一本署名“史尚宽”的民法书籍，开始每天在纸片上机械地“翻译”那些繁体文字，如今那些碎纸片找不到了，不过那些文字还会有些模糊的印象。为了度过学位分数线的危机，开始强迫自己去适应那些应试技巧，这次的期末考试获得成功，居然成为了班级中进步最大的学生，现在想来那还是一种有意思的略具反讽意味的经历。
随着法学课程的逐渐深入，我也不太像之前那样喜欢旷课了。华政那时的学风是浓厚的，宿舍里大家也会经常激辩一些民法的抑或刑法的怪异案例，于我而言，那倒是一种受益匪浅的学习方法。有时候，学校旁边那些破落狭小的酒馆里都会有一些意气风发的辩论。如今那些弟兄们早已散去，小酒馆也早已灰飞烟灭，偶尔我还会依稀想起他们的一些“学术”观点。渐渐地，我深深喜欢上了法律这门动静结合的学科。
大学几年，很长一阵子曾经酷爱阅读王小波和王朔。蜷缩在被窝里，蓬头垢面地捧着那些盗版的纸张，他们的文字都是有趣的和幽默的。阅读前者到高潮处，会捧腹发笑；阅读后者至尽兴处，却又会泪流满面。喜欢一遍遍地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它总是能够触动一些过往年代的神经，叫人变得安静下来。书桌的角落里堆满了盗版的摇滚和校园民谣。它们都与法律无关，但却都是我的法律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二某一天，聆听了校长何勤华教授的一次讲座，突然萌生了一种关于学术的念头。于是，开始试着写一点论文性质的东西，回想起来无疑都是一些幼稚的初体验罢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翻到一本八几年出版的《新波斯人信札》，知道了梁治平教授和贺卫方教授的名字，翻来了《法边馀墨》和《书斋与社会之间》以及其他的一些随笔文章，开始着迷于这种文体的法学作品。很久一段时间都想依葫芦画瓢，写出一篇令自己满意的法律随笔，最终却都以蹩脚而告终。
同许多法学院的年轻学生一样，我一直以来也是喜欢民法的。但在大三时，陈瑞华教授在华政的一个讲座让我改变了想法，开始思考一些程序法的东西，阅读一些司法制度和诉讼法的著作，并产生了攻读这方面研究生的念头。也许是习惯了缓缓流淌的苏州河水，曾经每天从古朴的校园桥上走过；也许是习惯了悠悠敲响的韬奋钟声，皓月当空下的韬奋钟楼犹如一幅风景画。（在1997－2000年间，苏州河水刺鼻之气味可是远近闻名的，如今人们甚至可以在河边钓鱼了；韬奋楼和韬奋钟于2001年进行了一次整修，外墙改换涂色之后似乎找不见以前的韵味了。）于是本科毕业后，我又选择留在了华政，选择了诉讼法学专业，考取了胡锡庆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主攻刑事诉讼法。
鸟语花香里的地下室记忆
研究生的前两年生活是在凯旋路校区度过的。这是一个袖珍校区，它甚至远远比不上很多的中学校园，但却同样五脏俱全。这里离学校总部步行也就十来分钟，但只要不去图书馆和上课，便可以足不出户，四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球场，简单的生活却也留下了丰富的记忆。宿舍的窗外便是校园隔壁的中山公园，这里曾经是老圣约翰主人的花园。每日的凌晨都会有一阵鸟鸣，似乎集中了附近大片城市全部的鸟儿，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中如此接近自然。我怀念那种近乎理想的学院生活，怀念一些日子里会在鸟鸣中醒来尔后倒头睡去，也怀念一些假期里的颠倒昼夜的日子里，读书、写字、上网、看碟，尔后在鸟鸣中方才爬上床去。
2002年3月，我以不高的成绩通过了首届国家司法考试。在自己的观念里，法律万万不能是一种困在书斋里的学问（以冯象教授的观点，法律根本就不是一种学问），它必须是动态的实践。于是，司法考试对法律人而言也便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过，现在想想意义最大的倒并不是顺利通过考试本身，而是备考的过程。在中国，可能所有的文科法科类考试都有着类似的折磨人的经历。一个个寒冷的晚上，在并不充裕的紧张的复习时间里，窝在凯旋路的地下教室中，有目的地折磨着自己。
大约从2002年的下半年起，开始正式试着写一些法学随笔和评论。第一篇文章叫做《带枪的警察VS不带枪的法官》，在写完投稿后的次日便发表在《人民法院报》上。后来这篇文字还收到了《南方周末》的电话，只是不能一稿多发了。顺便说一句，与诸多年轻人一样，我对《南方周末》也是有着一份独特的感怀。想想当年复习考研的时光，可是靠着每个周四的《南方周末》来“艰难度日”的。我备受鼓舞，将自己长期以来的一些思考写出了系列的法律随笔，绝大多数都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中国改革报》、《新京报》、《人民检察》、《方圆法治》、《新民晚报》、《东方早报》、《法制早报》、《法治与社会》、《检察风云》等报刊上，当然也偶有文字见于《南方周末》、《法学家茶座》、《社会科学报》等“非典型”报刊。万分感谢这些报刊杂志的编辑们，给予一名法科后进的提携与扶助。如今回头看看，那些文字虽然只是一些习作，尚显稚嫩，但也是当时抱着一摞书钻进地下教室苦苦追索的一些成果。“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其中充满了思考的艰痛与乐趣。
当然，硕士三年也有一些“长篇大论”发表在所谓的“学术”刊物上。这些文章也是经历了甚至更多的艰辛积累、悉心雕琢、烦心修饰，其中也不乏所谓的得意之作。然而，自己还是更加偏爱那些短小精悍的篇章。
硕士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任教，那时的上政尚处于由上海大学法学院和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转型而来的初创阶段。当时去上政参加面试后的次日一大早，人事处彭老师便打来电话通知了录用签约事宜。至今，仍然对于这所能够让自己轻松实现法学夙愿的大学充满了感激之情。
野马浜，野马浜
上海政法学院地处青浦和松江交界的佘山脚下，因在早些时候曾经野马成群，故此地又名“野马浜”，现在校园中仍然铸有野马的雕塑。以自然环境论，学校绝对是个求学和治学的好去处。在这里，我快乐地“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深爱着自己的讲坛，深爱着那些求知欲旺盛的兄弟姐妹们。
在教职之余，通过写字记录法学思索、抒发法学情怀，仍然是自己的一大嗜好。限于诉讼法尤其刑诉法的主攻视野，对诸多现象或事件的观察皆是大致暗合了一种程序法的视角。甚至针对无涉法律的日常生活的感触，也是衷情于“过程”的体验，于是戏称之为“程序理念”。几年以来，我的关于“程序法治理念”的短评随记也有十数万个“蚂蚁”的积累了。（纵然承认学术问题的充分论证的确需要一定的文章篇幅，但一直对以论著字数多少论学的学术评价方式有着异样的感觉，曾经在《学术不是码字的游戏——立足法学界的批判》一文中将计算文章字数戏称为“数蚂蚁”，http://famalaw.fyfz.cn/blog/famalaw/index.aspx?blogid=94310。）无论长篇大论还是随感杂记，素来向往一种境界，那便是“脚踏实地的论说和赏心悦目的表达”。而翻读昔日的文字，或会有羞愧之感。然而罢了，这又何尝不是一个“过程”呢？当下也仅仅是“在路上”而已。因此，较之于自己的那些长篇大论，这些短评随记无意间更加是记录了思考和成长的历程。这原本也是文字载体一个很大的功用呢。
近年来的野马浜，聚集了一批来自四方的青年教师，于是交友论学便也成为一大快事。曾经创意成立专门的法学论坛，甚至取名“吾思青年论坛”，但却因琐务及怠惰等因素一直未能正式成行。不过，实际上小范围的非正式的论坛却是持续不断的。即便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成果，但思想的火花却也令我等受益匪浅。尤其与作为昔日网友、今日同事的土生阿耿君，长期以来形成的具稳固风格的“煮酒法学”、“电话法学”，也成为了法学生活里的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下半年一道策划发起的状告铁道部“同价不同票”案件，更加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起事件曾经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反响，但是从当事者自身的角度来说，它带给我们的思想冲击却是其中的最大收获，它让我更加坚定了“无实践便无法学”的观念。这种亲身参与其中的践行方式，令我们在不同的专业角度，都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思索。
就读书而言，前些年的阅读范围一直是“飘忽不定”的。自专治诉讼法学以来，便有所偏向了。但就某一专业的研究而言，仅仅涉猎本专业书籍的研究必定是单薄的和难以立足的。曾经在一篇随记中有所感悟：“人类的知识本无学科的类别，人为的门类划分仅是为了迎合社会分工的需要，绝非意味着某一块知识的‘跑马占地’，以及同其他知识的‘老死不相往来’。”（张进德：《读书与学术——着眼法学界的观察》，http://famalaw.fyfz.cn/blog/famalaw/index.aspx?blogid=124881）也曾经在硕士的毕业论文里，首次尝试着采用了交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心理学与诉讼程序的研究实在关系密切，这当亦是今后自己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在法学领域，任何部门法的研究又都离不开本领域的纵向历史以及横向的比较研究。因此近年来，自己也试着不系统地去阅读了一些法史方面的流行的和非流行的著作。愈加体会到，具有深厚积淀的东西是愈能经得起品鉴的。于是，我也更加关注起了诉讼法和司法制度方面的历史发展和比较法的特定角度。在2007年的秋天，我重回华政，师从何勤华教授，攻读外法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尤其涉猎近现代西方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最新态势。这是习法十年后的重新开始，但也更加是我法学生活的自然延续吧。
成长十年，感恩十年（1997－2007）！
砝码·2007年12月4日·苏州河畔光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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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德：我的法学十年